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韩国人能长时间盘腿坐着，而我盘腿坐了一会儿就难受的要死。后来我终于知道了，原来韩国人没有骨头。

 

很久以前有个帖子，叫《从韩剧〈大长今〉看韩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剽窃”》，帖子中提到作者看韩剧《大长今》所发现的几点让人“不能忍受”的历史文化错误：
　　１．声称女医官长今发明了麻醉药；
　　２．声称女医官长今做了世界上第一例外科手术；
　　３．声称韩国人发明了针灸；
　　４．声称韩国有一种别样的医学——韩医。

我没看过韩剧《大长今》，不知道帖子的作者所说的前三条是不是真的。但我知道，他所说的第四条却是事实，不仅韩国人把他们源自中医的医术称为“韩医”，日本人也把“他们的医学”称为“汉方医学”。联系到韩国人将“端午祭”作为自己的民俗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为首都汉城的中文译名改名首尔等凸显民族主义的做法，像《大长今》里出现的一些“架空历史”的说法，大概也就不难理解。只是长今女士生活的年代实在是有些太晚（她生活的李朝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明代），以至于在千余年前，中国历史上已经存在了一位外科鼻祖——华佗，他发明了麻醉药、做过不少成功的外科手术（但绝不是世界上第一例），在针灸学上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比这位长今女士可要出名得多了。神医华佗在中国医学史上，是神一样的存在，绝非这位长今女士所能比拟的。说句不好听的话，“不入流”的长今女士给神医华佗提鞋子也不配！

 

皇皇史书俱在，只要你有心一翻，自然一目了然。只是现在的青少年，很多并不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把戏说当成历史，把架空当成真实，不少人居然相信了“韩流”这样胡编乱造的剧情，实在是让人有些鄙视他们的无知，感叹教育的缺失！流行文化的输出，居然能够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正是带着这样的感慨，我开始对华佗墓进行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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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之墓在许都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因不从曹操征召，华佗为曹操所杀，因此他死在许昌是史有明载的事情。但凡与历史名人相关，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争论，像诸葛亮躬耕地便有襄阳隆中与南阳卧龙冈之争，而现存的华佗墓，徐州、亳州和许昌则各有一座。

徐州的华佗墓，位于徐州市文家油坊的西南隅（现徐州市云龙区防疫站院内），十年浩劫期间被破坏殆尽。现仅存石碑两块，其中一块刻有“后汉神医华佗之墓”八个大字。传说徐州的华佗墓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徐州知州杨节仲挖地修坛时，“得一头颅骨，甚巨，疑是佗首”，所以便加土造墓，并题碑碣。徐州人说，徐州是华佗的第二故乡，因为华佗早年曾“游学徐土”，并且长期在此地行医，因此华佗死后，徐州及其附近的州县建有许多纪念他的华祖庵（庙），仅现存于徐州市的华祖庙就有４处。曹操杀了华佗后，华佗的弟子——徐州人樊阿将华佗的首级偷走，埋葬于此，因此此地才是华佗真正的埋骨之地。

而华佗家乡亳州的人则说，曹操杀了华佗之后，自己的头风病时常发作，后来小儿子曹冲也死于疾病，因此曹操非常懊悔杀了这位神医，于是就将亳州华佗的故宅扩建成纪念堂，即如今亳州城东南隅的华祖庵。根据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习俗，华氏族人向曹操请求回迁华氏骸骨，最终千里迢迢把华佗的尸骨从许昌运回了亳州安葬，因此华佗死后并未流落异乡，也可谓“入土为安”了。

许昌的华佗墓，坐落在许昌市北１０多公里的苏桥乡颍汝干渠畔。关于这个墓地，又有不少传说，其中在当地比较有影响的传说是：相传曹操将华佗入狱后，有一狱卒同情他，帮他逃出监牢。曹操发觉后立即派兵追杀，一直追到许昌城北颍汝干渠畔，发现华佗钻到了芦苇丛中，曹兵便将芦苇丛重重围困。正在这时，有一牧童赶羊群经过，牧童忙脱下皮袄，让华佗反穿上混入羊群。曹兵搜不到华佗，便在羊群中乱砍乱杀，华佗遂被砍伤。曹兵走后，华佗醒来，看到这一惨象他挣扎着站起来，在死羊中接头对尾，施展神医法术。羊被救活了，牧童高兴地赶着羊群离开芦苇丛时，华佗因流血过多，带着欣慰的笑，躺在河边长眠了。人们因敬佩华佗的人品和医术，每逢清明时节，前来添土扫墓的人络绎不绝。

这样的传说，很好地解释了华佗墓与许昌故城（今许昌县张潘乡）距离为何如此遥远（超过二十公里），却并不可信，因为史书上记载的是“遂考竟佗”（在狱中处死华佗），无论如何，监狱不可能跑到离许昌城二十公里之外的地方。

另一个传说则较为可信，华佗墓所在的村子叫呼佗村，相传华佗死后葬于此地，华佗的妻子来此寻夫，闻知华佗已死，痛哭不已，做了一回泪洒斑竹的“湘妃”。所谓“呼”者，号天呼地、悲伤难已之谓也。据我推想，华佗之所以葬于此地，很可能这里当时就是一个乱葬岗。史载华佗是因为得罪曹操而死，因此临死的时候，连狱吏都不敢接受他的医书——《青囊经》，遑论为他的尸体找一个安葬之地了。华佗在狱中被处决之后，狱吏们就把与华佗同时处决的犯人尸体一块儿拉到城外的乱葬岗上了事。因此，他埋葬在这里，是极有可能的。

至于说樊阿把华佗的首级偷回徐州安葬的说法并不可信，一则将尸体与首级分离，不符合古人“全尸而葬”的观念，二则樊阿不把华佗的首级送回故乡亳州，却将他葬于徐州，与中国人“叶落归根”的观念相左，因此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而曹操“意甚悔之”，另外为华佗建一座纪念堂的想法，也很有附会的意思在其中。试想，像曹操这样一个刚愎自用的“奸雄”，又怎会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为一个被自己误杀的“小人物”大张旗鼓地修什么“纪念馆”或者祠堂？别人更不敢猜度他的心思，去提什么为华佗“乞骸骨”了。因此，徐州与亳州的华佗墓，多半是“衣冠冢”之类。至于许昌这座华佗墓是不是真的，有没有埋着华佗之骨，也许考古发掘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即便这里没有华佗遗骨，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史书上记载着这样一位伟大的医学家死在许都，葬在许都。颍汝干渠为华佗的不公而哭泣，呼佗村这个名字，记载的也不仅仅是华佗妻子的相思血泪，同时饱含了人们对神医华佗的痛惜与叹惋！

 

针灸到底何时起

在我国的历史传说中，华夏文明的始祖伏羲是中医针灸的发明人。伏羲氏不仅画八卦，结绳为网，教民田猎，而且“尝百药而制九针”（《帝王世纪》）、“尝草制砭”（《路史》）。砭就是砭石，是华夏民族最早的医疗器具，最早的针是用石头做的，叫作“箴石”，又称“砭石”，后来才改用金属做针，写作“”。石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可用来刺破脓肿、排放脓血。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中说：“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毒药者，亦从西方来”，“灸　（ｒｕｏ四声）者，亦从北方来”，“九针者，亦从南方来”。所谓针灸，就是灸　与针砭之类的合称，这证明我国至少在西汉之前，已经具有完备的针灸理论与技法。而这里所谓的东、西、南、北，指的都是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也就是今天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而辐射出的方位，和韩国所在的狭长的朝鲜半岛并没有太大关系。

早在２４００多年以前，名医扁鹊曾用针灸治好虢太子的“尸厥”（昏迷）病，这个“起死回生”的故事被收入了《史记》，扁鹊也就成为第一位被载入正史的名医。针灸传至华佗，已是６００年后的事情了。１８００多年前，魏相曹操患了头风病，每次发作，头部剧烈疼痛，难以忍受，遍求名医都没有办法，后来找到了华佗，华佗用银针刺膈俞穴，“随手而差（瘥）”，每次都很灵验。

神医华佗在针灸理论技术方面有伟大的贡献。《内照图》就是华佗在养性修炼中，通过反观内照，记录下来的人体经络循行的图谱。以往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等对经络只有文字描述，华佗的图绘就是历史上第一份经络穴位图谱。华佗还发明了有效的经外奇穴——现在仍被医生们推崇和使用的华佗夹脊穴。在技术方面，普通大夫都不敢在人的胸腹部扎针，或深度进针，而华佗的学生樊阿，却可以在背部进针两寸，在剑突下的巨阙穴进针五六寸，治愈了许多疑难杂症，这完全得益于华佗的教诲。史书记载，华佗“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至’，‘应便拔针，病亦行差’”。

这两位超级名医，都比朝鲜半岛李朝的女医官长今要早得多，就连他们也不敢称发明了针灸，韩国人这样说，不是网络上所说的ＹＹ吧！

　　

外科鼻祖是华佗

外科学在中国的起源更早，钻颅术的应用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１９７６年，位于河北山西交界的一个叫许家窑的小村中，人类学家卫奇发掘出一个１０万年前的人头颅骨，顶骨上被钻了一个洞，经鉴定后发现，打孔之后，此人又活了一个星期，这应该算是中国国土上发现最早的外科手术吧。在新石器时代，人如果脑袋痛的时候，就用石器在头上钻一个窟窿，把头盖骨揭开，意思是把妖魔鬼怪驱走。这种源于巫术思想的“医疗方法”，成功率当然极低，能活七天已经是极限了！

现在人们的印象，好像中医只会开方、扎针，动手术是西医的事情。其实不然，《史记》中曾记载说，黄帝时代有一个神医叫俞跗，他“治病不以汤液醴酒、镵石、跻引、案扤、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若不是因为他是个传说中的人物，我们完全应该尊奉他为中医外科学的鼻祖。

春秋战国时期的扁鹊，据说还曾为两个人做过换心手术。《列子·汤问》中记载“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二人辞归”。有人说《列子》是后人造的一本伪书，因此不足为信，换心之说更是无稽之谈，即便是当今医学发达的时代，这样的手术也不现实，更何况是春秋战国之时。

假使这个不算，史有明载的外科手术大夫应从华佗开始。上面谈到的扁鹊用于麻醉的“毒酒”，可能是华佗发明的“麻沸散”的前身，而“麻沸”这个发音与后来的“吗啡”同音，不知是巧合还是相关。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配制了特殊药物，使病人不觉得手术时的痛苦，而且手术部位的肌肉组织也能放松，更可贵的是药物没有大的毒副作用，不伤害人的神志意识，手术完毕就恢复如常。麻沸散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因此外科鼻祖的称呼，于华佗绝不为过。

朝鲜半岛的长今女士，所学至多也不会超出华佗的水平。我甚至怀疑，她所用的仅仅是针灸麻醉，同样具有麻醉的效果，但却不可能是麻醉方药。因为麻沸散的方子，随着华佗的去世已经失传，若是长今女医官曾使麻沸散复现，也可说是医学史上的一大贡献，只可惜后世的朝鲜医籍如《东医宝鉴》之类并无此类方子的记载，这或许是“平行空间”中的另一种“移植”（架空历史小说中的一种说法）吧！

　　

华佗究竟神在哪儿？　

建安五年（公元201年），许都流行瘟疫，凡染上瘟疫者，皆发高烧不止，头痛、恶心、呕吐、咳嗽。华佗当时正在丞相府做侍医，因此便担负起治病救人、阻止瘟疫蔓延的责任。一天，华佗巡诊来到今天的许昌县张潘乡营王村。由于村上患病人多，无法逐一登门，华佗只在村头一棵大槐树下为村民诊病。华佗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判定为由内热引动外邪所致（又称“客寒包火”）的伤寒病症，必须清热解毒，发表散寒。当华佗抬头看到枝繁叶茂的大槐树，心里有了主意，于是便对乡亲们说：“槐树是个宝，槐叶、槐皮、槐豆离不了，煎汤喝了病就好。”说完，华佗就赶往别的地方防治瘟疫去了。　华佗一走，村民们纷纷爬到槐树上采槐叶、摘槐豆。数月后，喝了槐叶汤和槐豆茶的人都来槐树下叩拜，感谢神医华佗的救命之恩。说来也怪，这棵老槐树因为人们的不断跪拜，身上渐渐长出一个大包，像人头一样，五官分明，乍看上去就是一个活灵活现的华佗头像。后来，头像下边又长出一个枝杈，枝杈上又分出5个小枝，活像一只巨手，远远望去，好像华佗坐在那里给病人诊病，“神医槐”、“华佗槐”的称呼由此传播开去。这棵1800年以上的古槐树，直到今天还矗立于营王村的村头。　

这是我在许昌时听到的关于神医华佗诸多故事中的一个。

后人将槐叶、槐皮、槐豆的功效主治一一对照，槐叶清热、槐皮解表、槐豆泄里，正与客寒包火的病机相应，看似随手拈来，却如神来之笔，若非熟稔医药者，实不能出此便、验、廉、捷之方而治此天行疫病。高，实在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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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师有华佗

中医并不是不分科的，早在《周礼》时代，医生就被分成了食医（营养医师）、疾医（内科医师）、疡医（外科及骨伤科医师）和兽医等４种。但这种分科只是粗略的划分，没有像现代医学那样划分得如此精细，加上中医学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的特点，决定了中医各科从根本上不能被分开。

因此，早期的中医师往往身兼数职，就像扁鹊那样“随俗为变”：“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汉代名医淳于意、郭玉、张仲景、华佗、董奉等，都是如此。

数十年的医疗实践，使华佗的医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熟练地掌握了养生、方药、针灸和手术等治疗手段，精通内、外、妇、儿各科，临证施治，诊断精确，方法简捷，疗效神速，被誉为“神医”。对此，《三国志》、《后汉书》中都有内容相仿的评述，说他善于养生（“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用药精当（“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针灸简捷（“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手术神奇（“刳剖腹背，抽割积聚”、“断肠湔洗”）。其所留医案，《三国志》中有１６则、《华佗别传》中５则、其他文献中５则，共２６则，在先秦和两汉医家中是较多的。从其治疗范围看，内科病有热性病、内脏病、精神病、肥胖病、寄生虫病，属于外、儿、妇科的疾病有外伤、肠痈、肿瘤、骨折、死胎、小儿泻痢等。

神医华佗重实践

今天的医疗改革中一直在提倡医、药分家，但体制上的分家并不代表教育与临床方面医与药的分离，我眼见的是现代中医教育培养出的中医药师中很多是医不知药、药不知医。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临床上，中医师不认识中药饮片，不会炮制中药药材，中药师不懂临床辨证、能对临床用药进行指导的现象比比皆是。

比如说最常见的感冒，同样是感冒，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病机，治法也各不相同。《三国志·华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病案：府吏倪寻、李延共止，俱头痛身热，所苦正同。佗曰：寻当下之，延当发汗。或难其异，佗曰：寻内实，延外实，故治之宜殊。即各与药，明旦并起。同样是感冒，因为外感风寒（外实）与内伤食滞（内实）的不同，华佗分别使用了汗法与下法，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这在中医学上被称为“同病异治”。

像华佗这样的医者，对于医药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很重视对药物性能的了解与把握。在许昌当地，我还听到了这样一个医学谚语：“三月茵陈四月蒿，传于后人切记牢。三月茵陈治黄痨（即黄疸病症），四月青蒿当柴烧。”据说，这是华佗留传下来的经验。

当时有一种“瘟黄”病症，治疗起来很棘手，华佗吸取民间经验，使用“野蒿”治疗这种病症，但有时有效，有时无效。他通过多方走访和细心观察发现，野生的蒿类有两种，一种翠绿发青，叫青蒿；一种暗绿发灰，叫灰蒿。瘟黄病人只有吃了灰蒿才有效，而这种灰蒿必须在清明前后、万物生发时采摘才行，一过三月就没有药效了。此外，华佗还发现，青蒿有清退虚热、截疟凉血的作用。于是，华佗就给能治疗瘟黄病的灰蒿另起了一个名字——“茵陈”，以区别于能清退虚热、截疟凉血的“青蒿”。

为此，华佗整整花费了３年的时间。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华佗才积累了大量的用药经验，熟悉了许多中药的药性，临床用药之时，才能胸有成竹，绝不迷惑。他的弟子吴普也精于药性，有《吴普本草》传世，另外一个弟子李当之则写了《药对》，弟子如此，老师的成就也可推而得之。

华佗首创麻沸散

华佗一生最大的成就，在于外科学，在于麻沸散。

华佗创制麻沸散大概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最早的麻醉可能是通过醉酒来实现的，但酒扩张血管，容易导致手术过程中出血过多，《三国演义》中“关云长刮骨疗毒”过程中的“血流盈盆”极可能与此相关。再往后，使用的应该是针灸麻醉，在相当多的外科病症中都可以起到一定的麻醉作用，但麻醉效果不如麻醉药那样肯定。在民间行医的过程中，华佗发现有一种名叫“臭麻子”的植物花朵（实际上就是曼陀罗花），有很强的麻醉作用，人与牲畜误服以后，牙关紧闭，昏不知人，华佗亲自品尝，觉得头晕目眩，满嘴发麻，其根、叶、果实也都有一定的毒性。

华佗又走访了许多医生，收集了一些有麻醉作用的药物，经过多次不同配方的调配，终于试制成功了麻醉药物。为增强药效，他又把麻醉药与热酒配制在一起，麻醉效果更好，正因如此，华佗把这种麻醉药剂称为“麻沸散”。

《三国志·华佗传》中说：“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需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又说“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后汉书》这样论述这两个手术：“因刳破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博以神膏。”两相比，文字词句虽不尽同，但语意则完全一致，前者是在麻醉下进行腹腔肿物摘除术；后者则是在麻醉下进行肠部分切除吻合术。这些手术的成功，皆得益于比较理想的麻醉药。

直到大约２００年前乙醚的出现，才使西方医学出现了全身麻醉下的外科手术，与华佗的麻沸散比起来，西方医学至少晚了１６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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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之名出印度？

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曾撰文《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指出，华佗本身就是个神话故事，而且他的故事原型来自于印度佛教传说，这个故事与《曹冲称象》一样，都是印度的舶来品。

关于这两个事件的怀疑源于陈先生对佛经了解实在太过“精深广博”：前者源于华佗名字中的破绽。天竺语中有ａｇａｄａ一词，意思是药，音译成汉文即是“阿伽佗”之类，而正如“阿罗汉”简称“罗汉”，省去一个ａ音节，而古音中“华佗”即与ｇａｄａ的读音相应，所以推理出其比附印度神话中神医耆域的奇术，其记载与华佗的行医事迹往往相似，在此就不详述了。后者对应的是《杂宝藏经》中所述，天神问群臣大白象有几斤，结果大家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想出辙来，后来有人回去问老父亲该怎么办，老父亲就告诉了他画舟称石的办法。此外，文中还提到，汉末佛教传到中土的时间还不长，但印度神话却早已深入人心了。

读完这一段考据，我甚至对陈寅恪产生了怀疑。难怪陈先生的一位“私淑弟子”读完这段言之凿凿的考据之后，做了一段很有趣但并不太容易让人明白的评论，例如“第三个层次最可怜，这种人学识极其渊博，也就是说在某一领域与上帝几乎平起平坐了，性格也足够坚硬，不会动不动就激动，他本来是可以看到事情的本相，可惜康德和量子论联手将其杀死——意识逃不出经验的囚牢”之类，总的说来，就是陈先生在这段考据中连犯了主观臆断、信息不足与极端自信三种错误。

首先，单凭名字读音与梵文的相近就断定华佗之名源自印度，有些武断了吧，而像“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还不算太久，而印度神话传播已非常之广，社会所受影响已非常之深”之类的话，不知道有什么根据。印度神话不随佛教的传播而传播，其媒介又该是什么？其次，古人的名和字是相对应的，华佗名佗，字元化，本身是相对应的。古籍中“佗”当读为“施”，与元化亦相应，此则与梵文无任何关系。极端自信的陈先生，出于对佛经的熟知，便把所见的文献皆拿来与佛经相比附，以至于连七贤所居的“竹林”也为中原所无，乃从印度“进口”而来。其他如“巨象非中原当日之兽”之类的辩驳，固然不错，但对于“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而言，难道就不曾收到南方诸越的贡品吗？

 

《华佗传》中存瑕疵

其后，又有“反伪斗士”司马南先生，为了扳倒“杀人神医”胡万林，使用了陈先生的考据再次论证了华佗的“医学神迹”乃伪造，其原因不过是有人送给胡万林一块“华佗再世”的牌匾。不过，在这个论证中，我很不明白司马南先生的逻辑，难道证明了华佗医技的荒诞，就能够说明胡万林的无稽？华佗若地下有知，恐怕也会愤怒于这种莫须有的“连坐”之法的。

但司马南也并非只用陈先生的考据来论证，他还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点：
１．华佗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实在可疑；
２．李将军妻子腹中掏出的那个死胎一尺来长，妇人居然自己无觉，别人也看不出肚子之大，只有华佗一人可以根据“脉象”而得知，这真是天底下的笑话；
３．广陵太守陈登肚子里能有“几升”“红头生鱼片”的虫，这种病我们至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４．华佗对患者之生死预见，连生死在何年何月都能够计算得完全精确，这不仅在古代不可能，就是现代也不可能。

对于华佗的年龄，史书所言确实有虚夸之处。从曹冲死时（公元２０８年）算起，华佗应死于此前数年。以此时华佗寿近百岁计算，太尉黄琬（公元１８９年任太尉，公元１９０年死于狱中）辟华佗之时，华佗已是８０岁左右的老翁，这是很难让人相信的，汉代征辟，未见有超过４０岁者。结合他死的时候有少子、妻健在的情况，判断他大致与曹操（公元１５５年～２２０年）年岁相近或稍大（估计生于公元１５０年左右），是比较可信的。

这种虚夸，实际上是时人对方士的一种公开“宣传”。华佗在《三国志·方技传》被列为第一位，因此也被当时的人认为是一位方士医生。在世俗人的眼里，这种人修道炼丹，都可以长生不老，像曹植在《辩道论》中说“世有方士，吾王（指曹操）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郗俭。甘始能行气导引，左慈晓房中之术，俭善辟谷，悉号三百岁”。这些方士都自号三百岁，流风所及，陈寿对华佗的记载失实便不难理解。

对于死胎的事，则只能说司马南先生孤陋寡闻了。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８日，德新社报道了越南一名７５岁的老太太因腹部疼痛去医院检查，结果令所有人目瞪口呆——老太太的肚子里竟然怀着一个８个月大的已钙化死胎！令人惊讶的是，老太太早在５０年前就已经怀上了这个胎儿，但她本人竟一无所知。除此之外，还有奇形怪状、可能出现在身体各个部位的寄生胎等，则不是医学专业人士之外的人所能了解的。

说到寄生虫，现代人可能已经很陌生了，但在卫生条件很差的古代，确实是一种很常见，也很令人讨厌的疾病，华佗是治虫的高手，他的漆叶青黏散就是一服药性相对平和的杀虫方剂。中医中有“九虫”的说法，什么伏虫、蛔虫、寸白虫、肉虫、赤虫等，不一而足，到底太守陈登感染的是什么，由于行文过简不易判断，但我认为，他很可能同时感染了数种寄生虫。

至于对预后的把握，正是显示医生水平的最好标准，就连我这个没上过临床的人，对病人用药以后的情况也有个大致把握，更不要说像华佗这样的高手了。
　　

汉末为何多神医

东汉末年，虽然兵火交争，动荡不安，却是名医辈出，仅建安年间，就同时拥有三位历史上极为杰出的医学家，史称“建安三神医”。其中，董奉隐居庐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杏林”佳话；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理法谨严，被后世誉为“医圣”；而华佗则深入民间，足迹遍于中原大地和江淮平原，在内、外、妇、儿各科的诊治中，曾创造了许多医学奇迹，尤其以创麻沸散（临床麻醉药）、行剖腹术闻名于世。

乱世出豪雄，时势育英才。我很惊奇于汉末医学人才的济济一堂，当然也希望能够探查一下背后的原因：大兵之后，必有大疫，疫病蜂起，凸显出医生的重要作用，足够多的医学素材与医疗实践，让名医们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经过总结和升华，就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像《神农本草经》与《伤寒杂病论》等，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可以说没有这大兵之后的大疫，就不会有“建安三神医”。

但汉末一次又一次的大疫是如何产生的呢？查证之后，我惊奇地发现，它居然与世界上最早的“生物战”有关。据《汉武大帝》的导演胡玫及编辑江奇涛考证，世界上最早的“生物战”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由匈奴人最早使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中国乃至世界造成了严重的祸害，影响甚为深远。

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说：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秦（即ｃｈｉｎａ，中国）人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术”的马匹，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细菌、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关后，遂致人染病。匈奴胡巫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这种“伤寒”有两个病征，一是因发高热而苦寒，一是患者体有淤斑，死亡率很高。

在汉武帝时代汉匈战争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做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２４岁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汉书》本传记：“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疫疾。这位年轻将领一向体魄健壮，骁勇过人。远征归来后，暴病而夭折。现在看来，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由于缺乏有效的抗疫手段，自汉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１０～２０年的周期反复发作，频频不已，绵延不断。灵帝光和五年春（公元１８２年）的大疫最为迅猛。灵帝中平元年（公元１８４年），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趁民间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史称“黄巾起义”。

战乱与疾疫，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１５７年）统计全国人口５６５０万。仅百余年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２８０年）统计，全国人口仅有１６００余万。

据推断，当时流行的这种“伤寒”病症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一是鼠疫，二是流行性出血热。北中国流行的主要应该是后者，因此病基本未过长江，也许是大江阻隔了老鼠。

匈奴本是这场“生物战”的最初发动者，但本族后来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史载，自汉武帝征和年之后，匈奴部亦屡遭大疫，导致人口锐减。在汉军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随着北匈奴的西进，公元２世纪后，这种瘟疫暴发于中亚，２～３世纪流行到罗马。公元６世纪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传布到几乎整个欧洲。其间反复发作，对中古欧亚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世纪晚期著名的文学作品《十日谈》，就与当时在意大利流行的“黑死病（鼠疫）”及出血热有关。

大疫的流行，还与整个气候的变化有关，从八千年前直到春秋时期，大概属于冰川末期，整个地球气候都比较温暖，黄河中下游一带还是亚热带至暖温带气候，中原地区仍有大象出没。随天体运行及地球内部变化，进入后冰川时代，地球气候逐渐变冷（因此才会伤于寒邪），再加上汉初休养生息、轻武尚文的习气，导致汉人的体质迅速下降（想想游牧民族如契丹人被汉化以后的情况就知道了），又有了“生物战”这样的疫源，怎会不大疫频发，名医辈出呢？

名医辈出的原因，还得益于汉代政府对医学的重视与提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方整理医籍，就发生在汉代，而据考证中医学的理论奠基之作——《黄帝内经》，也是在刘向与刘歆父子校书的过程中成书的。正是在《黄帝内经》中阴阳五行理论的指导下，汉末的名医们才陆续整理出《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从而完成了中医学理、法、方、药四大基石的构建工程，使中医学的发展行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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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因为关系人身健康，更关系到达官显贵的健康，所以历来颇受重视。中国古人有一种理想：“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这是因为医生跟宰相一样也是一种“仁术”，所不同的是，一个治国，一个治人。虽然西方也很重视医生的仁爱道德，却没有将医生提到这么高的程度。

但医术被重视并不意味着医生被重视，这话看起来有些矛盾，实质上的确如此。自从汉初“士农工商”的次序被排定以后，士就成了“四民之首”，成了当时很多人的追求，而医者则沦为一种贱业。张仲景曾经感叹那些只知“竞逐荣势”、“唯名利是务”的轻生之人，“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忘身徇物，危若冰谷”。《三国志·华佗传》中也曾谓华佗“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就因为这一句话，后世便对华佗的人品甚至医术产生了怀疑，说华佗以医术相挟，以图在曹操那里讨得功名利禄，或者说他根本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外科手术，“断肠湔洗”之类，只不过是小说家言，这种说法是真的吗？

 

华佗之死为做官？

曾经看到一些文章，这些文章不约而同地说华佗真正的死因是想做官“想疯了”。文章称，在华佗生活的年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根深蒂固，他对自己“卑微”的医生身份耿耿于怀，并以之为耻。所以，时时刻刻都在寻找走上仕途的机会。在奔向仕途的道路上急于求成，暴露出其道德上的缺陷，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曹操患头风病，日益严重，所以“使佗专治”。他看了曹操的病情后说“此近难济，事攻治，可延岁月”，意思是说，这个病一时难以治好，需要假以时日方可。在为曹操治疗的过程中，华佗开始故意拖延，找借口回家，而到家以后，又以妻子生病为由，数次逾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是要挟曹操，谋以官职。曹操屡召不回，遂“大怒，使人往检”，但没有马上给他定罪，交代手下“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结果当然不言而喻，华佗的妻子并没有生病，华佗最终系于狱中，死于囹圄。

固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的国度，学而优则仕，经商富了也要买官，人们不论做什么，做到好处，总要挤到官场上去，好光宗耀祖。帝王朝廷以此为饵，加官晋爵，笼络天下才俊，但在我看来，华佗怎么也不像贪图功名利禄之人。早年他曾因博学多才，相继被沛相陈珪举为孝廉，太尉黄琬聘做幕僚，但华佗都谢绝了。或许有人认为华佗自恃才高，不屑“为五斗米折腰”，因此不应征辟，这样说其实是完全不了解汉代的官制。当时的士人，只要不是世家望族，想当官都要从小吏做起，举孝廉与征辟之类，已经是仕途捷径，不应征召而希望一举得到高官，是极不现实的。

所谓“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很大程度上是史官对医者的偏见所致，这样的“曲笔”，也不只《三国志》、《后汉书》中有。如果这个“士”解作“方士”，倒也还说得过去，因为救治别人，使自己不能修身养性，长生延命，因此“意甚悔之”，也算不枉把华佗归在《方技传》中，只是这种解释太过迂曲，很难令人信服。

不过有良心的史家，尽管他为尊者讳，尽管他不敢得罪官方，但他不会完全拜倒在官方的脚下，其笔端仍然能透露真相的一角出来，只要动动脑子分析分析，就不难得出正确结论。陈寿还是公平的，毕竟在引用了曹操杀人的借口之余，他还以第三者的客观笔调帮华佗解释了一句：“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这里的“食事”指的是什么，即所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者也。

曹操为满足一己之私，强留华佗，想让他成为自己的侍医。但华佗禀性清高，不慕功利，不愿做这种形同仆役的侍医。另外医者父母心，常怀仁德。但曹操为人凶狠残暴，为报父仇，讨伐徐州的陶谦，坑杀徐州百姓数万人，尸体壅塞，泗水为之不流，接着又连屠取虑、夏丘诸县，所过“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徐州是华佗早期游学、后期行医之地，他与百姓休戚与共，内心岂不愤慨！所以他“去家思归”，甚至推说回家乡寻找药方，一去不返，终致杀身大祸。

一段相同的历史，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千多年过去，我们已经无法考证华佗当时的真实用心，也就无法知道他是为什么而死的。这样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可以把所有的历史都来一个颠覆。但是起码可以肯定一点，华佗对医术的精通是毋庸置疑的，他不是一个俗人，是一个真正能为他人解除病痛的医生。
　　　

曹操疑心杀华佗？

《三国演义》上讲，曹操听华佗说要用利斧将他的脑袋砍开，疑心华佗要害他，便把华佗杀掉了。网上有人曾撰文说，如果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待曹操杀华佗的事情，则华佗完全应该被杀。为什么呢？因为华佗对曹操说要想根治，一定要开颅。按照当时的医疗条件，如果曹操被开颅，必死无疑，因为曹操过不了手术三大关：
　　第一，曹操过不了感染关。细菌无处不在，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华佗所使用的器械“利斧”根本不可能做到无菌，曹操必然在术后发生颅内感染，而当时没有有效的广谱抗生素，仅一个感染就足以置曹操于死地。
　　第二，华佗过不了解剖关，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知道大脑的精细解剖结构。术后曹操即便不死也可能大小便失禁，要不就是口眼歪斜、记忆丧失，闹不好会因为手术中碰到生命中枢而死亡。
　　第三，华佗过不了麻醉关。麻沸散一锅草药，其药理作用、麻醉程度、药物在血液中的浓度等都是未知数，怎么能用来进行精密手术的麻醉呢？除此之外，华佗开颅面临的医学问题还有不少，像急救等，不论哪一项不具备开颅条件都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当然，《三国演义》中为曹操开颅仅是小说家言，或许是罗贯中为了给华佗脸上贴金，实不足为凭。看他把“关云长刮骨疗毒”移到华佗头上，就可以想见他对这位神医的偏爱了。查《三国志·华佗传》，曹操杀华佗是因为华佗“不应征召”，激怒了曹操，因此将华佗捉来杀掉，并无华佗要为曹操开颅一说。

不过，开颅之事，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据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５日的英国《卫报》报道，考古学家在英国约克郡中世纪小镇遗址沃林珀西发现了一具４０岁约克郡农民的头骨，上面有一道１０厘米乘９厘米的伤痕复原痕迹。

考古学家认定，该次手术约于公元９６０年进行，其中涉及把头颅钻开、把健康头骨移正及取走碎骨等复杂步骤。该农民接受手术后健康地活了多年，最后因其他病因去世。当时的英国同样不具备进行现代开颅术的条件，甚至连麻沸散之类的麻醉药品也不具备，手术却取得了成功，可见很多事不是单凭想像就可以认定其成与不成的。

中国古代也有类似让人意想不到的手术。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曾令人惊叹地论述到肠吻合术的实施方法步骤、术后注意事项等。肠吻合术应和于腹部创伤肠管断裂者，取断肠两端可见者，迅速以针缕如法，边续断肠，后取鸡血涂于缝口上，勿令气泄，推入腹内。术后护理重点在于二十日内研米粥饮服，不可饱食，术后百日方可正常进食。虽然我们不可能了解到这种肠吻合术如何消毒，如何抗感染以及它的成功率有多高，只要想到这是公元７世纪的外科手术记载，便足以感慨不已了。

更为让人惊奇的是，《诸病源候论》还记载了大网膜的切除术，它包括坏死大网膜部分的血管结扎及坏死大网膜的切除。采用生丝线将腹部外伤中受损的大网膜动脉结扎一夜，造成供血区域的扇形坏死，次日将其坏死部分一并切除；切除术后不可立即缝合腹腔，须将腹腔内血汁导出（引流）；缝合部位有严格的纵横、阴阳、逆顺、缓急等层次区别，使腠理皮肤，复愈如常。这一记录证明了《诸病源候论》所介绍的外科腹部手术水平是公元７世纪以前人类外科医学的最高峰。

事实上，早在秦汉之间的《五十二病方》中，已有用酒与温水对被犬啮者清疮、止痛、消毒的方法，并叮嘱“毋以手操痛”（不要用手接触伤口），说明了当时已经有消毒的观念。对于解剖，据说王莽时期曾准许医者可以用死囚犯人来作医学解剖。而在魏晋时代，诸如割瘤、截肢、拔牙、补唇等外科手术皆见载于史籍，这些外科手术，年代最近的距华佗仅有几十年，可见当时的外科手术已经非常流行。因此，对华佗医术的怀疑，大可不必。
　　

医为小道不堪为？

那么好的一个神医死于刀下，无论如何是一件令人为之悲哀的事情。假如曹操不杀华佗，凭华佗的医术不知道能够为多少病人解除病痛。人们常常感叹，曹操把华佗一杀，中医上外科手术就没了。

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像法正、周瑜、郭嘉、曹丕等人，多活个十年二十年应不在话下。甚至可以大胆推论，如果他们生病的当时，有华佗在身边，这些人多活个十年二十年也应该没有问题！甚至我们也可以架空一下，想像如果这帮人多活几年的话，历史肯定将会改写。如果曹丕得以寿终，恐怕不会有司马氏的晋朝；假如法正得以寿终，那么刘备不一定会兵败虢亭；按照曹操的想法，如果郭嘉不死，赤壁之战未必失败，即使战败，也不至于大败。

这帮人真的不懂医学的重要吗？看来不是假的。至少他们没有认识到像华佗这种人，完全有可能改变历史。就连曹操这么英明的人，也愣是没有意识到医学的重要，脑子一热，就把华佗杀了，直至儿子曹冲夭折，才想起华佗，懊悔不已，最后自己也死于头风。

或许那时的人更相信宿命。民谚曰：读书不成，算命医生。所以陈寿在写《三国志》的时候，将华佗列入《方技传》，与算命的同传，并且写了不少没谱儿的事，“状华佗之神而近乎妖”。至于张仲景的境遇，更让人悲哀，正史里干脆就没有他，悲乎！

在战乱纷争的年代，如果有大量像华佗、张仲景那样的医生的话，对部队战斗力的恢复应该有很大的作用，这一点在现代战争中已经得到验证，野战医院已经成为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连吴国太都意识到这一点，她认为方士于吉能医护将士，劝孙策不要杀他。可惜在古代，医学乃至整个科学都一直被统治者置于旁门左道、雕虫小技的地位，未加重视。或者，在一个政治永远高于一切的社会，科学才是宿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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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佗的墓冢之上，种着不少的树，其中的一棵被篱笆圈住，在坟头上成为一道特殊的”风景”，看起来挺让人纳闷。守墓人笑着对我说：”这棵树在我们当地叫枣榆树，春天结榆钱，秋天结枣子，因为不常见，并且长在华佗墓上，所以当地的百姓都把它当成'神树'，不少人把它结的榆钱、长的叶子当作药拿回家吃了，那棵树的树皮也被揭去了不少，为了保护这棵枣榆树，无奈之中只好用篱笆把它圈起来。”

我凑近了仔细观察那棵树，发现它的树皮被撕得一绺一绺的，由于树皮暴露在外，所以整株树已不是褐色，而是呈浅黄色，再加上叶子已落，很难分辨是什么树种。就这样的一株树，仅仅是因为被栽植在华佗的墓冢之上，就染上了神医华佗的”仙气”、”灵气”，被当地的百姓当作可以治病的”灵丹”，由此可见神医华佗在百姓心中的分量。

站在华佗墓园之内，看着三三两两的村民来到华佗墓前，向神医华佗叩拜祈祷，祈祷神医保佑家人的平安与健康。我随意问了一下，得知这些人有附近的村民，也有方圆几十里的群众，最远的竟来自百公里之外的登封。供奉华佗塑像的殿堂内，香烟缭绕，给神医的塑像增添了几分庄严肃穆的色彩。不少人正在给华佗上香告祭，我也拈了三枝香，向这位国手神医稽首鞠躬，以表达我对前辈的敬仰之情。

在人命如蚁的动乱年代，有华佗这样菩萨心肠的医者，以可以”生死人，肉白骨”的高超医技，不分贵贱，普同一等地救民于水火之中，无怪乎百姓们将他视为神医和医神。在那个时代，就连张角、张梁、张宝等人凭借简单的医术加上神秘的符咒，用行医治病之名传播”邪教”，就能被盲目信从的百姓看成可以救命的”玉皇大帝”，更别说是有真才实学的神医华佗了。华佗”以医见业，意常自悔”会不会因为不屑或不愿与张角之流为伍？

不过我想，在百姓眼里，能真正为他们播撒幸福、增寿延命的人，都是神，百姓们都会把他们刻在心底里，印在脑海中，时时感念他们的恩情，怀念他们的高风亮节。
　　

地狱天堂一念间

名医之得名，不仅仅是因为他高超卓绝的医术，还因为他高尚的医德医风。”建安三神医”中，董奉给病人看病不收诊费，病人在被医好后送他的礼物也都被谢绝，对所治愈的病人，董奉只要求在其住宅周围种植杏树，以示报答，重病者种五棵，轻病者种一棵。日久郁然成林。因此中医有了所谓的”杏林”佳话。董氏每于杏子熟时于树下做一草仓，如欲得杏者，可以谷子交换，然后又以所得之谷赈济穷苦人民，其赈济并不限于自己的居地。在兵火连天的汉末三国时代，董奉救治了很多地方的百姓，为了感谢这位善人，人们在当时还为他建立了生祠，进行奉祀祭典。

张仲景据说曾经做过长沙太守，但他丝毫不以自己的官职为意，直接将长沙府的大堂当成了诊病之所，在固定时间为四方百姓疗疾驱疫，中医”坐堂”之说即源于此。

华佗从根本上就是一位民间医生，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游方郎中。多数时候，他一边游历各地，增加自己的医学及社会经验，一面专心为各地穷苦百姓治病愈疾。对于权势他并不羡慕，曾拒绝了朝廷两次征召，当他成为曹操的侍医之后，并不留恋锦衣玉食的生活，”数乞期不返”，目的也是为了施展自己的医术，为更多的人解除疾病的痛苦。

据陈寿《三国志》记载，华佗曾于路途中遇一平民患者，”佗闻其呻吟，驻车往视”，见到病人，并不避嫌，直接驻车往视，并处以食疗单方”蒜齑”。甚至为救治病人，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一郡守病，佗以为其人盛怒则差。”某郡太守胸中淤血停积，根据治疗方案，需要激怒这位太守，才能使他吐出胸中淤血而愈。华佗”乃多受其货而不加治，无何弃去，留书骂之”，激怒了太守，命人追杀华佗。这时候的华佗，考虑的不是自身的安危，而是如何治愈病人的疾病。春秋时期秦国的名医文挚曾因此亡身，前车之鉴仍在，华佗依然怀着大无畏的勇气对这个残暴的郡守进行救治，实在令人敬佩，他为病人而做出的牺牲，可以说不亚于舍身饲虎的佛祖。在他那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

有人说，既然对医生来说”无论贵贱，普同一等”，那么治曹操也是治，治百姓也是治，两者之间又有多大的区别？更何况治疗曹操还可以得到附加收益，为平民百姓治病则”劳而少功”，甚至”劳而无功”，既然如此，为什么柿子不拣软的捏，西瓜不找熟的吃？

这种说法，让我想起了前不久发生在哈尔滨的”天价医疗费”事件：７０多岁的哈尔滨市某中学离休教师翁文辉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住院６７天，耗资５５０多万元。对医生而言，这个附加收益实在是太高了，高得甚至让人发了狂。医生的良心完全被金钱和利益所吞噬，”白衣天使”彻底沦落成吸血魔王。

当医疗实践不得独立、有政治或者经济等因素掺杂进去的时候，医学本身就被扭曲了，医疗效果也因此而大打折扣。如东汉名医郭玉，曾任太医丞，治病”多有效应”。但他为贵族豪门治病时，却常常不能取得满意效果。后来汉和帝便命令治病的贵族穿上穷人的衣服，住在蓬草破屋，在郭玉不知其身份的情况下，让郭玉为其诊治疾病，结果竟然一针下去，病痛即愈。事后郭玉说明了前后不同效果的原因：”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益）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由此可见权势对医学活动的影响，它使医学偏离轨道而不能按自己的规律正常发展。

 

防重于治乃真理

有人曾这样描述未来医学的新模式：”它是一种整体医学，强调心与身、人体与自然的相互联系；它非常重视保持健康，认为健康主要取决于生活方式、心理和情绪状态、环境、饮食、锻炼、心态平和以及意志力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个模式中，要求医生应当特别重视研究每个病人个体健康的特殊性和独特性。它关注的是病人而不是疾病，强调的是病人和医生之间的主动合作。”这种医学模式看起来如此美好，以至于让人有些”理想国”和”乌托邦”的感觉，其实这样的医学模式，只不过是古老医学模式的回归而已，华佗时代的中医学，就已经在使用这样的医学治疗方式。

在华佗之前的神医扁鹊，曾有人问他：你们弟兄三人，谁的医术最高明？扁鹊回答：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虽名不出于家，然最称善；中兄治病，其在毫毛，虽名不出于闾，然亦可称善；至于扁鹊，针石汤药俱用，治病发之形，虽名闻于诸侯，然最下。这种说法，和兵法中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最下攻城”的意思差不多，很符合中医学”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的原则。

华佗所创的”五禽戏”，就是一种预防保健、增强体质的医疗体操，它模仿虎、鹿、熊、猿、鹤五种禽兽的神态和动作而成，怡情养体，流通血脉。华佗所编的”五禽戏”，不仅为了保健，更是为了防病治病。他说：”身有不快，起做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体轻便而欲食。”他的弟子吴普每天坚持”五禽戏”的锻炼，最后竟然活到九十多岁，耳聪目明，齿牙完坚。“五禽戏”刚柔相济，意力并用，将气功、体操、武术的优点揉为一体，寓仿生保健效益于生动的“五禽戏”之中，令人康强延寿，千余年来，广为流传，至今已发展了许多流派，演化为几十种不同的套路。华佗之“养性有术”，由此可见一斑，若不是为曹操所杀，说不定他真的会“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

华佗在治疗疾病的时候，还很注意病人的心理及与病人家属的沟通，像他治某郡守胸中淤血病症，激怒郡守使之吐血愈病的同时，还把治疗的情况与郡守的儿子讲清楚，让家属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不仅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还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这种相互信赖的医患关系，也是整个治疗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正是由于华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对药性等的极其了解，有人据此猜测，《神农本草经》很可能就是华佗及其弟子的作品，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回归医学新模式

在现代医学专科化的过程中，医生看病的方式有了很大的转变，应诊的场所由社区的诊室或者病人的家里转移到设备完善的医院，专科医生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允许长时间地访问及探视病人，甚至无法对病人作认真的观察和细致的询问，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定位精确、手段完备的化验和检查，于是，医生失去了与病人的亲密关系，不再去注意病人的家庭、生活环境及社会环境，无法从更为广阔的背景上考察疾病的进程，只把眼光聚焦于疾病发生的生物学因素之上。病人的整体利益、心理情绪、人格尊严得不到应有的关注与尊重，这也是近年来医患关系恶化、医疗纠纷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道者反之动”，老子的这句话说得很好，医学模式的理性回归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以生物医学模式建立起来的西医学，最终领会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之后，就再也不能坚持自己的固有的思维模式，于是把眼光投向历史，不断汲取传统医学中人性化的医学模式，提出了新的“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这种转变，证明了中医学思维对时代的超越，传统中医学中的精华，还有很多值得现代人提炼与汲取。

现代不少人怀疑中医学的“科学性”，认为草根树皮之类怎么可能治好人体疾病。这种怀疑真的让人有些愕然：几千年的医疗实践，诸多名医的成功病例，难道还说明不了问题，还值得你去怀疑？华佗和张仲景时代的“时行伤寒”，许多人依靠中医治疗保住了性命，２００３年的那场令人恐惧的“非典”，若不是中医疗法的加入，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死于非命，还有多少人会因为大量激素的应用导致骨坏死（当时大量应用激素的患者６０％以上治愈后出现骨坏死，成了残疾）。就连艾滋病这种“世纪癌症”，也活跃着中医治法的身影。说中医不科学，是没有道理的。